课程咨询委员会工作总结和个人感想

本文是我即将毕业时留下的一份述职报告,我想也可以当作一份心路历程留作未来参考,因此就发到博客上好了。

自2014年算起,今年已经是我参加本科生课程咨询委员会工作的第三个年头;本学期结束后我也将要毕业,结束自己的本科生涯。回望过去的几年,教改给学校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也感触良多。我也借此机会总结和回顾一下过去参与的工作,对未来待完成的工作稍作展望。

1.回顾与总结
我最初参与的教改提案源于对国外各个高校的课程评价体系的调研。坦白来说,在开始调研之前自己一直对本校同学唯GPA至上的现象颇为不满,想借用国外高校的前车之鉴,找到一些可以借用的举措;然而,调研结果却让我发现,不但追求高绩点的现象在国外十分普遍,就连刷水课现象也遏而不止。同学们的选择终究是因为校内选拔、升学选拔乃至名企招聘选拔看重GPA,功利心态难以破除。而当各种多样化标准加入选拔评选,这些标准也应声化作功利追逐的对象。究其根本,还是名额稀少资源匮乏导致的。当时的我试图借鉴MIT的经验提出了一种较为过激的做法,大一学年所有课程不评绩点,由于可行性不高没有推行。多年后我对MIT的本科教育现状更为了解时,才明白MIT表面上的学生活动多样化其实源于毕业选择的多样化,参与科研活动的机会基本充裕,而学生进入企业的门槛也不是成绩,并且很多高难度必修课程的通过已经很难、遑论刷绩点,这才某种程度上避免了GPA通胀。而本校在短时间内解决不了资源匮乏的问题,因此竞争激烈在所难免,隐藏比较指标治标不治本。

这直接导致了在本校推行的政策重点转移为借助记通过体系允许同学选感兴趣的课程。由于这一趋势与学校推行的三大政策(文化素质课难度逐渐提高,必修限选的课程不可记通过,未来减少课程总量且增加每堂课程难度)产生正面矛盾,其实中长期收效甚微,只能作为过渡。幸运的是,在实施自选课程记通过政策的两年以后,我在生活中见到了各院系同学利用这一政策选超出能力范围的高难度课程,也算是达成了当初的目标之一。

此后,我还尝试参与推进外文系在英语教育和双语课堂方面的改革,主要利用自己的背景来推进具有一定英语水平的同学更为宽松的培养要求。之后的英语等级考试成绩替代规定也很好的兼顾了学校对高毕业标准的要求和减少对出国同学的影响;现在英语课的问题基本只剩下开课量不足、选课难。然而,在体育部日常运动安排方面一直没有推行出合适的政策;尽管现在已经引入了使用手机记录长跑等便民措施,却仍然没有达到“培养运动习惯”的目的,政策有效程度较低。在这一方面,我们也确实没有做足够多的调研,特别是对没有或正在培养运动习惯的同学的调研,过于关注已经有相当大运动量的、对运动安排不满的同学;可以说工作没有做到位。在这个学期,马路上随处可见骑车摇手机(长跑作弊)的同学,更说明了“让每个同学培养运动习惯”的目标远未达成。

2. 未完成的工作
不得不说这三年来,我还有许多对本科教改的愿景没有来得及完成,留下了一些遗憾。一方面自己精力投入有限,另一方面也经常因为交换、参加会议或个人升学原因前往美国,参加工作的时间有限;同时,有些议题因为结合校园具体现状暂时不适合大干快上,也就没有全力推进。在此我也列出一份不完全清单,寄希望于以后的委员们有机会时多多跟进。

首先,我最关系的议题仍然是GPA体系改革个淡化GPA在学生全面评价中的重要性。本来,在推行新的GPA体制之后应该做充分的追踪调研,分析各个政策决策的合理性,以进一步完善课程评价体系,但是由于现在还处于百分之和等级制混用的过渡期,教授们的接受度也不高,所以只得稍后再做。同时,注册中心已经施行新的政策来保证学生转系、保研等过程中的评价不使用GPA排名数据,但有传言辅导员仍然会设法得到班内排名,因此政策有效性存疑;我们也需要进一步调研在各种需要学生全面评价的场合(尤其是新生转系时)GPA的角色是否真正淡化。

其次,关于选课公平性和遏制刷课,我们已经设计了较为完善的Waiting List制度,但由于程序设计和开发周期的原因(以及大类招生对选课系统带来的改动)一直没能上线实施;不过,往好的方面想,这也留出了充足的时间给委员会准备相应的宣传材料和调研计划。在禁止刷课后,一些宝贵的课程空位资源会被释放,也将会影响文化素质课和英语课的拥堵情况,需要紧接着做调研、给教师和院系提出建议,我本来对这些工作有过一些不成熟的设想,希望未来的委员们有人会做好这一项工作。

再之后是关于评教问卷的问题,学校一直在同学们懒得回答问卷和教务部门急需数据反馈之间寻找艰难的平衡,在新版问卷中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较好的折衷。同时,学校也在大力推进许多先进的课堂技术,帮助教师尽快收到课堂反馈、调整教学风格,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评教问卷反馈周期长的问题,因此问卷本身的问题已经不再尖锐。然而,关于教学评价本身还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包括如何更好的突出同一课程不同课堂之间的特殊方便同学选择,避免同学们对“水”的老师趋之若鹜。由于本学期是我第一次担任助教工作,还尚未收到评教反馈,我就暂时不代表被评价方讨论意见了。

我所在的班级可以说是教育改革的试验田,我在很多时候都深感幸运,作为委员看到其他同学遇到的许多问题在这里并不存在或已经解决。虽然时常听到有人告诫我许多试验田内的政策暂时来不及大范围推行,要考虑现实情况,但我个人觉得学校大环境还是越来越理想化、越来越趋近于我所认知的理想本科教育。随着时机成熟,我认为可以尝试将各种经验逐渐推广,包括但不限于大一相当比例的英文授课、尽早在课程中引入科研环节和参加科研的机会、对学生出国交流提供最大化的自由和帮助等等。当然,“试验田”的理想化一方面是因为组织架构精简使得政策可以迅速优化实施,在全校层面的政策订正还是需要多多斟酌;这也决定了改革的周期被不可避免的拖长、政策执行复杂化。但这不是委员们产生恐惧的理由:在未来,我十分期待委员会能发挥作用,促进各项人才培养计划的经验在合适的时机进行推广。

最后,数据分析小组本学期刚刚成立,还没来得及获取同学们的选课数据,只在教室改造议题上结合老师印象中的课室安排、课室借用数据做了讨论;我希望今后委员会同学能抓紧和注册中心合作进行数据分析的机会,挖掘出新的议题,在其他议题上多进行数据驱动型决策。今后的工作如果能多基于数据、不单单局限于问卷和访谈,才能真正做到Evidence-Based。

3. 未来展望
在我个人看来,学校的教育有很强的本土特色,在理工领域与国外有相当大的不同;教育改革只是为了挣脱过去由于社会条件所限对人才培养设下的枷锁,并非是照搬国外高校的经验。每所学校的培养重点不同,短板也不同,自然会有差异化的政策。我在委员我进行的早期工作大多参照国外高校(以及偶尔调研本土几所顶尖高校的情况),有些提议难免原样照搬,随着年龄资历稍长,才渐渐的发现国外高校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政策中透露出的无奈。现在,我更倾向于先深刻了解学校自身的优势劣势,以及很多决策背后的原因,再开始考虑对未来的建议。除了自己进行调研外,这些信息也可以在和教务老师们交流中获得,因此增加和老师们(私下里,抑或是会议上)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很重要。

对于学校到底如何培养人才,学校、院系、学生/校友各执一词,我们并没有能力去调和这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只能退而求其次,用传播信息、搭建沟通桥梁的方式促进各方之间的交流。而教务处、院系在选择政策的过程当中牵扯各方利益,很多理想化的政策无法实施,导致有些时候作为委员看到问题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些环境因素都是各位委员推进工作的不利因素,是教改所不可避免的,委员同学们只需要多加注意;也希望委员会能坚守住自己存在的意义,不要成为明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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