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雷锋的日子》 观后感

写作业写长了，忍不住发表一下。这是本来两个月后交的一篇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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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思修课上，全班欣赏了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这是一部摄制于1999年的电影。
我想，作者本来目的是借几个社会现象来讽刺当时社会的道德衰败，而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道德衰败之更甚，兴许也早已在他意料之中。

1. 忘了这个人吧，记住这个精神
年初曾有人在网上大肆质疑雷锋的个人生活，我想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是一个被神化的形象，而我们也本该早已知道。让我们学习的，无论如何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精神。我听闻雷锋私生活中的轶事和错事，并不伤感，因为这不妨碍我去继续学习雷锋精神。
言归正传，我想好好总结一下自己对社会道德衰败的感受。雷锋“没有那么‘雷锋’”无所谓，重点在“雷锋”越来越少。电影里主人公救人被讹的故事就真实的发生在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随之而来的是无数的见死不救案例，换作是雷锋班的成员，不知会做何感想？

2. 社会需要好人
电影中作者对社会上的几种人的描述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我想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典型。
首先，“甘愿奉献”的雷锋一类人物不用多说，他们各自愿意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毫无保留的帮助他人。他们无疑是最值得尊敬的。
然后是“坑人派”，代表人物就是被撞的老人的家属；只想着怎么保护自己的利益，哪怕伤害了别人也无所谓。这类人无疑是社会的渣滓，一切辩护都是无力的。
最后还有更加引人注目的“事不关己派”，代表人物是主人公的儿子；反正也没有救的责任，还可能“惹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思维也更加趋向于金钱至上；一派观点“谁助人为乐谁是傻子”和另一边的“谁说这话谁是傻子”发生了激烈碰撞。
当自己的家人都清晰的分成了“助人为乐”和“明哲保身”两个流派的时候，我想是时候好好思考一下了。合作能使社会变得高效，一个不愿互助的社会无疑是有问题的，可是问题出在哪儿？
我看到的不是人心的变坏，而是社会的变坏。

有人标榜自己是自由派“事不关己”，只要没有连带的责任或义务，就该做好“路人”的本分——低头走路。这样的逻辑很简单，去帮助别人只可能自己吃亏，而且吃的还不是眼前亏。
我个人是十分不赞同这种论点的；有时候别的社会成员遇到了麻烦，自己付出一点点功劳就能使别人有很大的收获；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问路，自己利用知识花几秒去解答，就能给对方省去大量时间。设想社会从所有人都不问路变成了所有人都乐于回答问路，这样去各个陌生的地方都变得更加便捷，社会不就变得更高效了吗？
所以，人们需要“好人”；哪怕不是人人都是活雷锋，只要社会中有一部分“好人”，就能更加顺畅的运转。我们不可避免“路人”的存在，也不能谴责他们；甚至不同情况下的人也会有不同的道德选择，我们当然应该尊重这种选择——我赶时间时也不理会问路。有人选择做好人，就够了。
我曾坚决要做好人；至少尽量做好人。但是，社会却不让我这么做。

3. 好人不敢当
除开无可救药的“坑人派”之外，另两派人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觉得自己自私、“事不关己派”的人根本没有那么自私，有人问路还是会亲切的回答；觉得自己“甘愿奉献”的人也不是圣人，下决心救人前不犹豫思考一下就有点傻。
而这个决定帮助他人前的思考过程，我想可以抽象化一些。帮助的事情可能带来显而易见的损失，和潜在的损失；自然，还有显而易见的收益和潜在的收益。

改革开放以来，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小事没变，于是人们在小事上“善良”的表象没变；然而，“大事”变了。
原先在路边遇到伤病者，救人即可；当时未知的潜在损失几乎没有，人们至多耽误了时间，换来对方不可估量的收益——所以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然而，现在救人却不得不考虑潜在的损失，例如被倒打一耙栽赃嫁祸；这时可能的损失就超过额大部分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暂且不论经济上的损失，忘掉那些说真正的炫富方式不是“每天开豪车”而是“每天扶十个老人”的笑话；更进一步的潜在损失，是“好人没好报”带来的心理上的伤害。这足以阻止所有“雷锋”伸出援手。

课后和一名同学讨论，发现我们都属于“雷锋主义者”，基本上认定“良心不安”是不帮助别人的必然结果，而且损失不可估量；因而帮助的行为原本是双赢的，是身为“好人”必然采取的策略。也许这和我们小时候接收到的理想化教育有关，社会建立在互助之上。
这时的我们，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要损失还在可接收的范围内，都乐于帮助他人；只因为这样的互助是社会更加高效运转所必须的，这样的心灵安慰足以弥补金钱等等的一切损失。即使是想采取自我保护措施减少潜在损失，拿也是在决定要救人之后的事。
然而，唯独例外的是“好人没好报”造成的巨大心理伤害。这也是为什么有许多日复一日用钱资助贫困学生的老人，也有无数对社会失望而不再助人的心凉者。让人心凉的不是花了钱，而是伤了心。
影片中剖析的车祸案例便是如此；救人花医药费无所谓，可是当主人公知道自己被污蔑的时候，就彻底心凉了。他回到了雷锋墓，想着告别这个令人失望的世界。我们身处的社会不更是如此吗？当法院对扶老人的彭宇给出“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的判决时，冷漠就已经埋下了种子。好人救人的潜在损失超过了经济层面；雷锋要看到了也许会喷血而死。不救人良心不安，救人了可能良心受伤，两害相权取其轻，好人们就这样变成了路人们。
就这样，路人看到倒地的小孩和老人熟视无睹，路人看到抢劫偷窃旁若无人，路人…唉。

回看之前“问路”和“救人”的类比，由于可能的巨大潜在损失，好人们越来越不敢挺身而出，蜷缩在一旁，只在确定不会被缠住时才敢帮忙。偏偏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相信陌生人，给予一点点帮助就可能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这样的社会，我该说什么好？
“好人变路人”是“好人没好报”的必然结果。从有人开始利用、伤害“雷锋”们开始，社会就注定会失去他们。这样的转化并非不可逆，也许我们可以扭转这样的趋势，但要重塑一个“可以放心的帮助他人”的社会印象，需要的时间很长。

4. 未来？
也许制度很重要吧。反观欧美，《好撒马利亚人法》尝试保护施救者；毕竟，即使有人抢救但抢救无效死亡，也毫无疑问比无人问津的死更好。这样，素昧平生的人有了法律保护，会更愿意伸出援手。回到国内，《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试图做类似的事；啥时候有让我敢奋不顾身的《雷锋法》呢？
然而，制度的保护本该只是社会崩坏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依赖的不该是法律，而应该是每个人内心

2013 年 12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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