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 Speech Absolutist

我觉得自己的身份认同（或者说价值观）当中言论自由占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可能因为从小观察了太多言论审查及其后果，我一直觉得“我反对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是正常社会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美德，而且其重要性在发达而成熟的民主社会里已经从小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深入人心。然而今年发生的许多荒唐事让我意识到，在很多社会当中言论自由的优先级其实相当低。每当人们遇到什么别的价值冲突时，往往首先选择忘掉“我反对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一条价值观，以便推行其他更符合自己价值取向的事。

比如说，台湾在我心中一直有种“高度成熟的民主社会”的形象，尤其是媒体自由。结果年初大选时一位大陆媒体人说了些让执政党不悦的话，直接被政府以从事“与签证目的不符”活动的理由逐客，并顺带指出了大陆人民（宪法意义上也是中华民国公民）在台湾有“不得参加政治性质公众活动”的限制。虽说对大陆人双标情有可原，但政府官方邀请一堆“各国记者”来旁观选举同时对不请自来观察选举的游客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也算戳穿了台湾言论自由的泡泡。或者说，当有其他更优先的事项时，政府选择了放弃保护自身所反对的观点、拒绝保护表达不同观点的人。台湾竟然也如此，只能说天下政府的本性无不如此。

最近英国也有类似的事情，政府为了强力推行某项政策/价值观，选择通过严刑峻法制止在网上表达反对意见的人。这种现象出现在有威权传统的老牌帝国并不奇怪，当年制衡君权的《大宪章》着重于保护私有财产，并没有涉及言论自由，辱骂国王还是要杀头的。还好，现在的英国虽然在开倒车，也仍然比现行法律禁止辱骂国王的真正君主制国家（如泰国）进步一些。

而在言论自由作为立国之本的美国，其实也并没有多少自由说话的权力。法律只保护发言者免于来自政府的迫害，但大部分时候政府并不会多管闲事————人民与政府直接打交道的机会很少。办理证件或者办理退税时，对面负责处理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每个人说了什么话，更不用说大部分时候是自动化代码负责主要的工作量。于是，涉及政府对言论的影响，已经引申为强迫发言、捐款自由等等各种情况。但言论自由仍然在被侵蚀：人们每天接触的大资本家（企业、财团）仍然通过财力对社会议题施加影响。

首先是雇主影响员工。员工下班后的一言一行如果不受欢迎，犯了众怒，群众往往会人肉搜索出此人的雇主，然后检举；雇主要么迫于公序良俗的压力、怕得罪自己的顾客群体，要么自己也十分憎恨那些言论，往往第一时间选择将此员工开除；其他同行也会不敢雇佣此人。这么一来，除了社会上极少数衣食无忧的群体，大部分人并不敢以自毁前途为代价自由的发言。

其次是媒介渠道本身。主流媒体在选择议题时会根据背后股东的意志选择性忽视某些言论或者某些发言者。如果某人的言论得罪了几家主流媒体或者背后的财团，哪怕此人有理论上的出版自由，实际上并无法让很多人得知他的观点。虽然有法律要求电视台和广播站对相反方向政治阵营平衡报道时间，但这些过时的规定没法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形势。大型互联网公司取代了媒体公司成为了新的审查者，借着维护平台秩序的名义开始按照政府或财团的指令过滤言论，或者调整推荐算法。相比于抓人，这些暗地里基于算法的调整更为可恨。法国最近甚至逮捕了抗拒政府审查的聊天软件创始人，等于向世人宣告民众私下的对话也没有言论自由。

而财团对言论自由最严重的影响，体现在对民意代表的影响。本来民选代表去议会理应代表民意，议员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以充分体现选区人民的意志；现在有游说组织通过捐款和威胁双管齐下，逼迫议员不能去支持那些金主不喜欢的议题，也相当于在捂选民的嘴。这比按钱投票一美元一票还过分：钱多的一方直接捂住反对者的发言，也就扼杀了对方政治集结、获取更多支持、最终翻盘的机会。

我本来以为自己难得选择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职业发展路径，可以畅所欲言，后来发现还是在某些关键社会议题上不得不三缄其口，有些失望。但后来又发现，即使官至三公，仍然身不由己言不由衷，不能违抗那些利益集团，我一介草民又有啥好惋惜的呢？

2024 年 08 月 25 日

申论